追尋佛教文學的軌跡：寫本、講唱、書頁臥遊與網路漫遊
在網路科技時代，以文字為媒介的文學，特別是既古典又屬宗教的僧傳文學，其敘事與閱讀將受到什麼樣的衝擊？本場演講之一將透過歷代僧傳遊方網站的網頁語法與數位閱讀兩個層次，再思數位人文研究對問題意識與知識生產的啟發。
在數位時代回望比刻印本更早的寫本，抄寫是聲情唯一的載體，唐五代的佛教於宣唱法理之時，因聽眾身分不同而有「僧講」與「俗講」之別，以敦煌文獻為主的佛教寫本重新面世，後人得以略窺當時高僧宿德如何開導背景不相同的聽眾，如何展現「聲辯才博」。本場演講之二擬透過敦煌文獻的寫本，追尋遺留在其中的唐五代僧講與俗講的聲跡。
- 日期：2023-07-21（上午9:30-12:10）
- 主持人｜蕭麗華（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 講者姓名：劉苑如
- 單位職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與談人｜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講者姓名：楊明璋
- 單位職稱：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與談人｜黃東陽（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地點｜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 關注臉書粉專 | https://www.facebook.com/Humanitiessalon
- 訂閱YouTube頻道 | https://www.youtube.com/@nstcsalon
-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 指導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 主辦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
- 合辦單位 |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 協辦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唐五代的佛教於宣唱法理時，如何展現「聲辯才博」？在網路科技時代，僧傳文學的敘事與閱讀受到什麼樣的衝擊？從唐朝到五代十國動盪，乃至今日的網路科技時代，人們如何傳遞佛法？本次國科會人文沙龍講座特別邀請劉苑如教授和楊明璋教授，以他們多年的研究分析與心得，帶領觀眾探索佛教文學從古代到當代社會發生的變化與轉機。
主題一：劉苑如教授主講「從書頁臥遊到網路漫遊：遊方網站敘事與數位閱讀」
首位主講人劉苑如教授指出，「僧傳」是中國佛教僧人傳記的總稱，記錄著僧人的行止與貢獻，從中可以觀察到僧人常因弘揚佛法、求學證道、受人邀請等因素雲遊於各地，取得宣揚佛法、翻譯經典、著述立說等不同成就。這些於各地的移動稱為「遊方」、「遊行」、「遊化」等，是僧人學識、心性修養及宗教實踐重要的養成過程，對於佛教教理與經典的傳播、教派的成立及拓展，乃至各國文化的交流，都有所影響及作用。值得說明的是，僧人遊方並不等於僧人旅行，故排除了僧人之旅遊情懷、異境風景、各地特產及文化等賞玩遊歷的敘述片段。劉教授引述了蔣義斌〈中國僧侶遊方傳統的建立及其改變〉一文的看法，其云：「遊方原是佛教僧人重要的生活方式，事關佛教教團成立的宗旨，要求僧人們過著出家、乞食、遊行的團體生活，既是僧人養成教育的重要項目，也是促使佛教教義多元充實的原因之一，同時使佛教成為宣教型宗教的契機。」劉教授進一步說明，中國佛教僧人遊行風尚的形成，除依循印度佛經、律典的指引，如《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師資相攝篇》有云：「若欲遊方者，和尚應送；若老病應囑人，當教云：『汝可遊方，多有功德，禮諸塔廟，見好徒眾，多所見聞，我不老者，亦復欲去等』。」此外也與兩漢儒士的遊學訪道傳統、魏晉時期的名士棲隱風氣，以及東晉十六國的政教關係都有密切關聯，是佛教東傳後僧人與各階層中國人士互動過程中的衍化發展，可屬「佛教中國化」的一環。
僧傳的編纂書寫除依循類型進行分類外，部分僧人另有獨立的「行傳」、「大傳」傳世，如唐代西行取經的玄奘（602-664）在《續高僧傳》歸類為「譯經」僧人，而由玄奘口述、弟子撰寫的《大唐西域記》一書，則屬「行傳」。僧傳在編寫過程中往往也參考了這類行傳，然兩者宗旨及書寫角度有別：前者重於記錄其生平志向及成就貢獻，後者偏於描寫行跡與見聞，故兩者在旅程敘述中也有著詳略不同的差異。大抵而言，僧傳是以文字為媒介進行線性描述，亦即由僧人名諱法號、出身籍貫、剃度出家、求學訪道、弘法宣化終至辭世的順序書寫。劉教授及其研究團隊詳讀僧傳文本，從中擷取出僧人遊方的敘述段落，透過資料庫與網站建置，以及數位工具的加值運用，試圖從宏觀的資料分析探討歷朝僧傳遊方與中國佛教傳播的關係，建立了「遊方：歷代僧傳僧人的出行敘述」網站。劉教授指出，建立網站乃是試圖由文本的書頁敘事，進入到由「多向文本」（亦稱「超文本」，hypertext）、「互動文本」、「多媒體文本」等新興訊息內容建構而成的網際文本，使資訊鏈接自由、不受線性敘事限制，挖掘遊方地點、路線、事件數量等資訊的歷時性變化，從而進行量化或圖像化觀察，分析僧人遊方與佛教中心的建立、轉移與拓展的關聯性。數據顯示，在歷代僧傳所載3,073個僧人中，其中有1,758個僧人述及遊方事件，占57.21％，而每個遊方僧人的一生中，平均有2.22次的遊方行為，可見遊方已不僅是一種經典意義、律典法則，而成為過半中國歷代高僧生平的重要生活實踐之一端，由個人普及到整個佛教社會。
「遊方」不執著單一居住地，能展現「常貴游化，不樂專守」的宗教實踐意義，也奠定了僧人心性修養、學識養成與弘揚佛法的重要基礎。而「遊方」作為一種行動，劉教授進一步闡述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社會的構成》一書中所建立的「結構─行動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其將人類自由意志問題轉化為能動性和結構的問題，認為結構和能動性相互指涉。結構不只是限制，也能賦能（enabling），使得創造性行動成為可能，許多個人的重複性行為可以複製與改變社會結構。一個典型的行動理論把行為當成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人有慾望，同時思考如何在特定環境下滿足慾望。經過選擇，人會作出行動以達致理想的效果。劉教授認為僧人以「遊方」作為行動，不僅是僧人個人一般意義的旅行，而是有意識、有目的，具有因果關係的旅行。「常貴游化，不樂專守」的關鍵字在於所「貴」及「樂」的對象與意義，也即是意在於「游化」（指向他人）和「不專守」（面對自己），是許多僧人一生多次遊方的重複性行為所形成的共同價值。
而一個「遊方事件」是以「動機」與「結果」兩大項為起訖兩端，動機為促使該僧遊方之因素、緣由，結果為該僧遊方至某地之作為。不過，不同的僧傳敘述詳略不同，未必「動機」與「結果」兼具，可能僅有其一。以遊方動機為例，可分為弘通、求經、參訪朝聖、尋師訪道、避禍、隱居、召請、公務、頭陀、神變示現、捨身供養等十一類。遊方動機通常理所當然被視為出自於行動者個人的意志，但實際經過整理、解讀仍可概分為主動與被動型，如召請、避禍、公務為被動型，餘者則是主動型。劉教授指出，吉登斯的行動理論乃是對「行動如何成流」進行探討，而「行動流」是行動者的意識、外在環境與行動耦合的結果。以茲探究遊方動機。如《高僧傳》紀錄道安（312-385）面臨戰亂的外在環境時，欲分散徒眾前往相對安全的他處，其云：「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可知避禍雖為其主要動機，但也表示出欲廣布「教化之體」的意識，而立法事則需依國主，也顯示出僧人因應中國佛教環境、國家政權與僧團關係的作為；而參訪朝聖、尋師訪道都可以由來自印度之經律典範中找到根源，同時經過歷代累積，早已經成為僧人集體的誓願，或說內在與外在規制。事實上，在僧傳的敘述中也可以發現多重遊方動機與動機轉移，例如知名西行求經的法顯（337-422），在其五段行程裡，求經（律）／弘通兩種為主要動機，其於欲返回中國弘通的過程中，意外在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發現漢土所無之經典，多停留兩年學習；在回廣州的路上遇風雨，意外到了青州牢山，也在當地駐留弘法；或是因攜回經律未譯，轉赴荊州尋找機會，都是原本動機之外意外的行程，也帶來意外的結果，亦或者說動機本身的意義完成即為結果。
最後，劉教授簡介「遊方：歷代僧傳僧人的出行敘述」網站的四項特色：其一，以學術奠基、科普推廣為原則；其二，以宗教實踐、行動敘述為核心；其三，以多元文本、數位閱讀為媒介；其四，以時空並呈、跨界研究為目標。另外，此網站提供了「事件」與「地圖」兩種數位閱讀方法，「事件」區分為「動機」與「結果」，可進行網際全文檢索與閱讀，此部分以線性敘述為主，保留傳記文本的原來情境，但允許讀者透過主動的閱讀發掘不同的意義，例如使用「觀世音」作為關鍵詞，可搜尋僧人遊方過程中與觀音信仰的互動情況。另可依遊方動機、結果於不同時代、不同僧傳之分布圖，以量化的方式觀察變化；「地圖」則有路線圖、起訖圖、點位圖三種，讀者可由問題式或主題式的視角，探討不同地點的歷時性變化，例如北宋時廬山與天台山作為遊方點位的比較、東漢與東晉遊方事件起訖點的變化、不同人物之路線圖的差異等，便於多元探索遊方活動在僧人生命史及不同時空條件的差異變化，從而發覺僧人與政治、社會、文化互動之關係。
主題二：楊明璋教授主講「追尋寫本時代的僧講與俗講聲跡」
第二位講者楊明璋教授將目光轉向寫本時代的佛教講唱文獻，其所謂「寫本」並不包含寫於竹簡、絹帛等材質的文獻，而是特指「紙本」。以紙張取代簡帛作為主要書寫材料，大抵始於東晉時代，據唐人徐堅（660-729）《初學記》轉引《桓玄事》稱：「古无帋，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紙代之。」「黃紙」是因造紙過程以黃蘗（一種藥材，亦稱為黃柏）浸染，以達到防蠹驅蟲、延長保存的效果。紙張寫本盛行的年代，大約為東晉至北宋初，楊教授引宋人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葉夢得（1077-1148）《石林燕語》的記錄指出，大約於唐代開始出現刻板印刷，並於五代逐漸盛行，紙張寫本便漸被取代。又據1900年於敦煌莫高窟第17號窟所出土約五、六萬件的文獻，除少部分為刻板印刷，絕大多數為抄寫本，其中有題記可考之年代上下限恰符合於東晉至北宋初，亦可茲為證。事實上，敦煌文獻也存在著內容相似、同時有抄寫本及刻本的現象，楊教授以〈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為例，所謂「押座文」或作「壓座文」，是指聽眾到寺院道場聽講入座之初，喧譁吵雜，猶未能專心致志，故先吟唱一段「押座文」鎮攝聽眾，使其靜心聽講，作用猶如後世詞話之「入話」，話本之「楔子」，作為引言般安靜大眾，在內容上也能帶出講座之正題。此作品有寫本三件、刻本一件，分別藏於英國與法國，以寫本與刻本對照，可知就內容上大同小異，而文字、字體略有差異，這是抄寫時因應不同理由、情況而進行調整的彈性作法。
楊教授回顧23歲與敦煌文獻相遇之時，當時國內接觸的管道不多，多仰賴黃永武教授主編的《敦煌寶藏》，這套書是將世界各國收藏敦煌文獻的微縮膠卷印出，然而有時印出品質不佳，就得找出該膠捲原件用閱讀機放大觀看，有時碰上膠捲受潮沾粘，還得小心謹慎、避免損傷，可說相當耗時與不便。如今，藉由網路與數位科技之便捷，透過「國際敦煌項目：線上絲綢之路」網站（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簡稱IDP）便能檢索、瀏覽散藏於世界各國的敦煌文獻，諸如英國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敦煌研究院、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德國勃蘭登堡科學與人文科學院，以及日本龍谷大學等研究機構的數據庫，各藏品數位化圖片總數已達58萬餘張。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也是該跨國合作項目主要贊助者之一。事實上，國內也有部分研究機構藏有敦煌文獻，如國家圖書館有144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50件，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近年收得6件。楊教授於2019年開課時，曾有一次機會申請調閱寫本原件，讓學生得以近距離觀看，但現各研究單位因文獻保存、數位化、現代印刷出版等理由，已不開放調閱。
楊教授指出，敦煌文獻有助於後人解讀一般傳世文獻誤讀或難解的疑惑。他以五代韋縠輯選的唐人詩集《才調集》引錄晚唐詩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一詩為例，詩云：「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濆。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嘆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由於時空的隔閡，清代人在註解該詩時，將詩題之「轉昭君變」的「轉變」理解為跳舞，而「畫卷開時」則認為是指宮廷畫師毛延壽為王昭君繪製畫像的歷史故事。相似的例子，晚近於韓國發現高麗神印宗僧人釋子山所輯注之《夾注名賢十抄詩》中亦可發現，其書輯錄中晚唐及新羅多位詩人作品，如中唐詩人李遠〈轉變人〉有詩云：「綺城春雨灑輕埃，同看蕭娘抱變來，時世險妝偏窈窕，風流新畫獨徘徊。場邊公子車輿合，帳裏明妃錦繡開，休向巫山覓雲雨，石幢陂下是陽臺。」據詩中關鍵詞「明妃」可知為王昭君故事，然而詩題〈轉變人〉及「蕭娘抱變來」之「變」究竟意旨為何，仍有未解誤讀之處。然而現藏於法國，編號P.2553的寫本〈王昭君變文〉正可作為解讀關鍵，所謂「變文」是一種既說且唱，韻散相間，通俗淺白的說唱文學。最早的「變文」是佛教的「講經文」，乃是以通俗易懂的講唱形式變更深奧抽象的佛經，進行教理宣說。講經文不僅需引述經文，更須逐句講說演釋，形成由經文、散文、韻文三者循環的組合形式，其後漸演變為講唱佛經故事、佛陀及其弟子的故事，乃至非佛教人物之歷史人物與民間故事，其故事性與敘事性更為濃厚，〈王昭君變文〉便屬此類。同時，此類變文大多配有敘事圖像作為講唱的視覺輔助，如〈王昭君變文〉中，即有提示聽眾觀看圖像的套語（但可惜的是並未發現配合的實際圖像），故前述詩句實為民間女性藝人（蜀女、蕭娘）講唱王昭君故事的實況描述，「畫卷開時」則是指對應講唱變文時，所展開供聽眾觀看的王昭君故事圖像。
〈王昭君變文〉雖未能有相關圖像留存，但圖像對應變文在其他敦煌文獻與藝術品中仍能找到更為明確的例證。楊教授先據佛典《賢愚經》卷十〈須達起精舍品〉兩個重要的情節說明：其一，須達長者為營造精舍提供佛陀居住，向祇陀太子購買園囿，其戲稱須以黃金鋪滿地面，須達達成條件取得園地。其二，不奉佛法的六師外道聽聞此事後，不願佛教興盛，阻撓精舍建立，協約由外道弟子勞度叉及佛陀弟子舍利弗鬥法，過程盡顯神通變化，最終後者大獲全勝。楊教授指出，在敦煌莫高窟可見對應此佛典故事的壁畫圖像，如第146號窟西壁有五代時的《勞度叉鬥聖變》，北側之右上角即為布金買地的情節；第9號窟南壁則有晚唐《勞度叉鬥聖變》，也繪有布金買地；第196窟西壁也繪有鬥法及布金買地情節。事實上，這些以線圖、色彩、形象表現的圖像，乃是佛教傳播過程中的宣傳手法，亦即將經文內容進行變更，故可稱之為「變相」或簡稱「變」，與以同俗語言、韻散交織的講唱「變文」之「變」概念一致。變文之中則有〈降魔變文〉，是以韻散相間、搭配畫卷之形式講述前述故事，其本為講述《金剛經》經文開頭之「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文句，卻更旁生枝節地詳述取得祇園的鬥法過程。推測原因當是鬥法情節有助於引發聽眾興味，且佛弟子的勝利更能興起聽者崇佛之心。根據研究，〈降魔變文〉為玄宗天寶七至八年間（748-749）所編創，是目前可考年代者最早的一篇。其共有六件寫本，其中藏於法國編號P.4524為畫卷，正面為鬥法情節圖像，卷背（以V為代號）則是〈降魔變文〉韻文唱詞，唱詞的內容可與正面圖像對應，可以想見當正面圖像面對觀眾時，背後抄錄唱詞作為提詞之用，而其他寫本之〈降魔變文〉中也有提醒觀看圖像的套語，故可知講唱變文是可以搭配圖像畫卷使用。
楊教授最後談及唐代與佛教相關的表演伎藝，學界多引述郭湜所撰《高力士外傳》提及唐玄宗晚年以「講經論議、轉變說話」為日常娛樂的紀錄。「講經論議」明確與佛教相關，「轉變說話」除與佛教有關，也有民間藝人的參與。學界對於究竟「轉變」先始於佛教或民間藝人看法不一，楊教授認為兩者間未必有明顯先後，很可能彼此互涉學習。至於對應的文本及表演者，講經及論議對應為法師及都講，文本為「講經文」；而論議是講經過程的一環，法師為講述經文、辯證經義者，都講則負責吟唱經文及提出議題；轉變則是變文，轉變人是法師及民間藝人；說話則是話本，過去學界認為「說話人」應僅有民間藝人參與演出，近年楊教授透過細讀敦煌文獻中，講述廬山慧遠（334-416）故事的〈廬山遠公話〉及敘說隋初開國名將韓擒虎（538-592）的〈韓擒虎話本〉後，認為全篇充塞佛教思想，很可能也由佛教法師進行講演，因而提出不同的新見解。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4卷4期，頁12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