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胞胎生死鬥：希望、風險＆孕產勞動
由於助孕科技的擴展，人類史上前所未有地，孕產出更多的雙胞胎、三胞胎與四胞胎。人們見到多胞胎小孩總是多幾分好奇，而本次演講則將焦點放在孕產多胞胎的婦女。這些孕產歷程有時滿是迎接家庭新成員的喜悅，有時卻因面臨流產、早產與母體的不適而憂煩。這些婦女為了達成自己所看重的未來，在孕產過程有著多樣的思考與行動，包括求孕期間如何最佳化醫療介入的效益、減胎期間如何整合各種衝突的資訊、以及安胎期間如何執行身體工作以防止早產。透過理解這些孕產家庭如何糾結著希望與恐懼、生命與死亡，本次演講提出負責任的預想治理，作為政策介入方向。
- 日期：2023-06-06（下午3:30-5:30）
- 講者姓名：吳嘉苓
-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主持人 | 林寶安（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 與談人 | 王明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 地點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學大樓（E210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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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 指導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 主辦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
- 合辦單位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 協辦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您周遭有親朋好友、同事是雙胞胎、三胞胎嗎？尤其同卵雙生子女頗為相似的外貌，總令旁人難以分辨而屢有趣事產生，這或許是許多臺灣民眾生命歷程中曾有過的經驗。除了臺灣媒體時常有孿生子女的相關報導，韓國親子實境秀「超人回來了」更是以三個多胞胎男孩為節目主題，在臺灣也有不少忠實觀眾，可見多胞胎在人們日常生活並非罕見現象。據BBC電視專輯報導指出，一般自然受孕的產婦生雙胞胎的比例約為0.4至1.0％，全球的雙胞胎率估計為1.2％，相較於1980年代已增加了三分之一。不過，臺灣產婦生出雙胞胎的比例為2.0％，新生兒是雙胞胎的比例達3.9％，遠超過於全球平均。雙胞胎、多胞胎比例的增長，實有賴於助孕科技的進步，但為何臺灣的數據會遠高於全球平均？主講人吳嘉苓教授將由檔案分析、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途徑，研究臺灣婦女多胞胎高比例背後的因素，以及在孕產過程中密集的預想勞動，並提出建議。
1976年日本鹿兒島一對不孕夫妻，因服用刺激排卵的藥物，最終產下了五胞胎，這些新生兒都因體重不足，需要以保溫箱維持體溫穩定，但因為「一億分之一的機率」的話題性，引來報章大篇幅報導，一時成為媒體新寵。2009年一名加州婦女則是使用試管嬰兒療程（IVF）一口氣植入十二個胚胎，遂生下八胞胎，孕產期間也是獲得醫界與媒體的注目，持續追蹤與報導。吳教授指出，上述這些個案，不論是吃排卵藥或以植入多胚胎等助孕科技，都是因不孕治療使得多胞胎的機率提升，然而多胞胎往往也導致胎兒體重過輕，後續照護也較一般新生兒困難，同時母體之孕產過程也會有諸多風險。其實一次植入多少胚胎於孕婦體內，是人類科技可以選擇的，但到底植入多少才適當？吳教授引用韓國學者河政玉（Ha Jung-Ok）整理的國際監測輔助生殖技術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onitoring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簡稱ICMART）公布的國際比較表，其資料顯示1998年臺灣平均胚胎植入數量為4.07個，為全球之最；韓國則是3.45個；瑞典為1.92個；芬蘭僅有1.90個。另一2011年的試管嬰兒多胞胎率統計資料中，也發現在臺灣有35％孕婦懷有多胞胎，53％的嬰兒是雙胞胎、多胞胎；日本則僅有5％孕婦懷有多胞胎，8％的嬰兒是雙胞胎、多胞胎，兩國比例相當懸殊。
以社會學家的視角，該如何理解助孕科技所帶來人類前所未有的多胞胎經驗？吳教授認為可由希望科技（Hope Technology）與風險醫療（Risky Medicine）兩個角度思考。希望科技指的是藉由科技進步來創造生命，並藉由技術突破將成功率極大化，如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於1978年7月25日誕生於英國，這個震撼世界的消息被英國媒體譽為是「帶來希望」（Hope was born），三位醫學科學家羅伯特．愛德華（Robert Edwards, 1925-2013）、珍．珀迪（Jean Marian Purdy, 1945-1985）、派屈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 1913-1988）被譽為體外人工授精技術的先驅者。愛德華與斯特普托在回憶錄及研究論文中表示，他們認為這項技術對於不孕治療的進展已有重大突破，但對於苦苦等候的不孕夫妻而言，改良成功率才是更為迫切的需求。由於早期僅計算懷孕率，且由於技術限制，能形成受精卵已屬不易（如第二個試管嬰兒近半年後才誕生），他們認為植入胚胎數量越多，成功率也越高，醫界逐漸形成不要僅植入一個，而要植入多個胚胎的觀念。1983年世界第一組試管三胞胎誕生於澳洲，他們三十歲生日時，媒體仍以「奇蹟試管三胞胎」形容他們；隔年，植入四個胚胎的試管四胞胎生於澳洲；1986年又有五胞胎生於英國倫敦，世界上多胞胎的情況逐漸增多。
多胞胎的增多看似將成功率極大化，為渴望子女的夫妻帶來希望，不過醫界也發覺多胞胎孕產是助孕科技的首要併發症，相關醫療照護也被列為高風險，大幅增加母嬰死亡率與罹病率，成為一種「風險醫療」。以孕產婦來說，子癲前症、妊娠糖尿病比例增加；新生兒則是有增加流產、早產、低體重、腦性麻痺的風險。如1968年10月3日英國誕下六胞胎，其中一名出生便死亡，其餘也需以保溫箱照護，都有著生命危險。固然單胞胎也有早產的機率，據美國的資料顯示大概是8％，但雙胞胎便高達60％，可見風險激增。公衛學者、健康經濟學家、小兒科醫生、婦女健康學者也提出批判，直指扭曲的成功率、增加母嬰健康風險、徒增醫療照護人力與費用等種種損害，以質疑試管嬰兒療程（IVF）的效能、安全、費用及效益。
既然過多胚胎有害母嬰，自1980年代以來開始以「減胎」的方式避免風險，但在懷孕期間減掉一個或數個胚胎（如四減二、三減一），以增加剩下胚胎的存活率，卻也引發新的醫療風險，諸如可能導致所有胚胎流產、感染，再者，此般類墮胎技術也具有道德風險。於1984年成立的「女性主義國際連線抗拒生育與基因工程」組織（Femin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Resistance to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Engineering，簡稱FINRRAGE）便批評，誇大的試管嬰兒成效將使助孕科技危害女性健康、增強不孕的醫療化。為此，醫界也反思應改變成功率的定義，從原本「以量取勝」轉變成「帶健康寶寶回家」，精進「選好胚胎」的技術，植入單一胚胎（single embryo transfer, SET）有效減少多胞胎，以一次植入一個好胚胎（eSET，選擇性的單胚胎植入）做兩次，結果跟一次植入兩個胚胎也是相同效果。
至於助孕技術是希望科技或風險醫療，端看人們如何「預想」（anticipation）。從三方不同角色來看，孕產家庭是懷抱著希望迎接新生兒，或是抱持擔心其對於母嬰的危險性及照護上的成本？醫師或醫學組織是在乎成功率，抑或更關切這項科技的安全性？政府是該看重嬰兒出生的數量，或者是母嬰健康更重要，從而制定相關規範與指引？以國際植入單一胚胎之比例為例，日本、比利時等國已經接近都是單一情況，但臺灣大約只有1/4孕產婦植入單一胚胎，進而產生世界最高的多胞胎比例。根據統計資料，臺灣每年約有3,000位多胞胎孕產婦，她們在過程中是如何預想及經歷哪些實質的勞動內容，須透過分析與研究方能促進改革方案的制定。
吳教授依據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將孕產勞動分為求孕、減胎、安胎等三類別。在求孕階段，歸納出四種生育阻力的情境：其一是想生但不孕，渴望親職卻遇上生理障礙；其二是因生涯安排自願性延遲受孕，但卻又因生理時鐘的限制，不得不重新規劃；其三是因女同志身分被法令排除生殖權利；其四是自願性無子，但受到外界壓力被迫改變想法。第一種生理障礙的類型，往往也伴隨一定的健康風險，但由於渴望親職的緣故，使孕產婦於過程中經歷諸多艱難；第二種較晚開始計畫生育的「延遲者」，反應出臺灣高工時、青年低薪、家庭社會福利較差的社會脈絡，逐漸形成不婚、晚婚、晚育的情況。以社會福利為例，相較於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臺灣僅有8週，在極高度發展國家中敬陪末座，甚至越南、印尼、中國等國之有薪產假週數亦較臺灣為多。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有延緩生育的趨勢，但以東亞諸國尤為突出，臺灣超過35歲的高齡產婦由80年代的2％，至2020年已高達32％，顯示出晚婚、晚育的現象。另一方面，臺灣45-49歲從未有過婚姻經驗的男女比例也大幅增加，尤其以2020年的數據，男性有高達20.5％從未結婚，遠高於女性的17.3％。對延緩生育所產生的生理限制（如較不易受孕、疾病風險提高等），吳教授訪談的個案中就有以轉換搭乘更為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來形容助孕科技的輔助與便利性。不過臺灣生殖學會的調查資料也顯示，臺灣民眾近四成高估懷孕力，對相關知識瞭解不足，也導致高齡受孕的高失敗率。
第三種情況因臺灣法令限制，僅有已婚異性戀夫婦得以使用助孕科技，致使大量同志、單身者出走國外，運用全球資源（如他國之捐精者、助孕科技）完成生育目標，同時也伴隨耗費時力與金錢的成本，以及後續親生兒女的收養問題。第四種情況則是「辯論者」，其原無生育計畫，但受傳統家庭觀念及助孕科技存在事實所形成之壓力，被迫接受母職。上述類型之求孕者，面對多胞胎懷孕的情緒，也有著如中樂透、讚揚效果、伸張權益與猶豫等不同情況。事實上，據國內相關調查指出，國人對於「沒有結婚同樣可以有圓滿的生活」、「沒有子女的婚姻仍會是圓滿」等觀念的接受度日益提高，顯示其自我實現的方式漸趨多元。
至於減胎，是在生殖科技尚無法控制胚胎著床的情況下，為追求成功率的提升而植入較多胚胎後，又因避險而產生的思維。吳教授指出，市場的擴充可能也為減胎產生影響，如人工生殖機構由1997年的25家，增至現今的90餘家，為追求成功率與廣告效應，可能促成「先懷上，再減胎」的思維，不過基於減胎的風險，婦女可能評估減胎為不可靠的科技，嚴重者將導致母胎俱亡，也有著醫師無法選擇最優胚胎及可能傷害其他胚胎的風險。減胎於臺灣醫學會尚未建立指引（如美國於2017年已有指引），部分進行助孕的醫生也往往不願執行減胎，也造成婦女尋醫的勞動。孕產勞動的安胎是為避免早產兒，其指在37週前誕生的新生兒，目前臺灣早產兒比率約12％，同時隨著國內晚婚、晚育等生育率下降，早產兒的比例也有上升的趨勢。一般而言，安胎的形式採用臥床，是一種躺臥床鋪減少動作的措施。不過，安胎的醫療介入，大多無實證醫學支持，但以胎兒安危為中心的思維，往往促成母體進行密集的勞動工作，諸如自我偵測身體變化（如有無宮縮、出血等）、調整身體（如坐輪椅、坐著睡、密集用藥等），同時也要進行情緒工作，盡可能忍耐自己的不適。此外，在孕產與工作間，往往被犧牲的是婦女選擇工作的權益，各機關安胎假的保障也不一。萬一仍不幸早產，孕產婦可能也懷抱著自我審查的愧疚感，此般母親的健康風險與母體勞動往往被大眾忽視。
吳教授建議，負責任的預想治理當從三方面著手：一者，醫界應建立單一胚胎植入、減胎、安胎等指引。再者，政府應重新分配財務以促成單一胚胎植入，建立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制定，並將婦女健康團體納為決策成員。三者，科學研究單位應建立以孕產婦健康與福祉為中心的資料與評估。最後，一個國家的自由與否，可由生育的自主程度來決定，期盼政府能支持各種生育制度的改革。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4卷4期，頁1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