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文學99年：回顧與展望
臺灣新文學運動於1920年代發軔以來，已歷經將近100年的發展。當時的知識份子，賦予文學幾項重要任務：社會改革、提升文化，接軌世界。臺灣新文學之「新」（新語言、新文類、新人物、新敘事、新價值）回應了這些期待。本次活動將透過作品、影片、圖像的聚集，呈現在過去這100年的各個歷史階段，臺灣文學之「新」，如何展現？又創造了什麼樣的臺灣社會新空間？同時，站在21世紀的2020年的時間點來展望，臺灣文學可能透過什麼樣新面貌與實踐方式，來承續這百年來臺灣新文學的傳統？
- 日期：2019-05-03
- 講者姓名：邱貴芬
- 單位職稱：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臺灣文學學會會長
- 主持人 | 鍾興能（東海大學附屬高中校長）
- 與談人 | 楊双子（小說家）
- 與談人 | 何敬堯（奇幻作家）
- 地點 |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 關注臉書粉專 | https://www.facebook.com/Humanities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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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 指導單位 | 科技部
- 主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 協辦單位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隨著歷史軌跡的發展，文學亦有其複雜的演變過程，而臺灣文學也必然與自身的歷史息息相關，從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古典漢文文學發展至現今流行的網路文學，體現了臺灣文學的多元面貌。1895年之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至此進入日治時期，早先仍以傳統漢語傳統文學為主體，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自由、民主的思潮對中國產生影響，流風所及也影響了臺灣的知識份子，他們以推行臺灣新文化運動作為文化抗日的手段，如1919年在東京留學的臺灣學子成立「新民會」，其理念在於爭取臺灣民眾的知識提升與政治自由，展開一連串政治與社會運動，其中也包含文學改革。1920年新民會於東京發行《臺灣青年》月刊，其創刊號提出「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等三大目標，主要希望透過新思想、新文化打造一個免於受壓迫的臺灣新社會，其中也認為臺灣社會需要一種新的書寫語文，以擺脫過去傳統漢文文言的寫作模式，可說是臺灣白話文運動的肇始。此刊物在臺灣本島也有不少讀者，所刊載的文章對於臺灣新文化運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本刊發行的1920年也被視為臺灣新文學的發軔。
臺灣新文學由日治時期的1920年至今，已走過將近一百年的歷史，臺灣文學有哪些新穎與特殊之處？本次人文沙龍即邀請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邱貴芬特聘教授主講，以及楊双子、何敬堯兩位青年臺灣文學作家擔任與談人，分享文學創作和傳播的看法，共同討論新世代的臺灣文學作家如何傳承一百年前的「臺灣新文學」，以及相關永續發展的可能性等目前臺灣文學界所關注的課題。邱教授指出1920年萌芽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賦予文學幾項重要任務，包括社會改革、提升文化，接軌世界等，可說臺灣新文學之「新」（新語言、新文類、新人物、新敘事、新價值）即回應了這些期待，但在走過近百年歷史的臺灣文學仍有何「新傳統」及特色？邱教授認為是以「過去」作為「未來」的書寫風格，具體而言，日治時期的文化記憶成為作家在創作素材上重要的來源，如入圍Man Booker Prize初選名單及紅樓夢獎專家推薦獎的《單車失竊記》，本書出版於2015年，作者為吳明益教授，故事圍繞在一位失蹤的父親和一輛失竊的腳踏車，靈感發想來自吳教授外公年少時所渴望擁有的腳踏車，也反映了日治時期的庶民心聲。這樣的創作時代背景，在吳教授2007年的作品《睡眠的航道》已有呈現，描述了當時臺灣「少年工」的故事；客家作家甘耀明出版於2009年的《殺鬼》，述說日治皇民化時期火車出現在臺灣鄉鎮的情景；2017年楊双子《花開時節》則是以穿越的手法，帶領讀者回溯日治時期的人事物，特別是女性在當時的處境，而本篇小說的靈感來源亦源自1942年楊千鶴（1921-2011）以日文發表短篇小說〈花開時節〉；同樣於2017年出版的《華麗島軼聞：鍵》，則由何敬堯等五位新世代作家接龍撰寫，亦以日治時代為背景舞臺。由上述作家與作品同樣以日治時代為創作時代背景的傾向，邱教授認為召喚日治時期的記憶堪稱當代臺灣新世紀文學的一大特色。
邱教授研究臺灣紀錄片的過程中，發覺其中亦展現了對日治時期記憶的濃厚興趣，如郭珍弟、簡偉斯所導演的《跳舞時代》，曾於2003年榮獲第四十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本片是以日治時期臺灣流行歌的誕生為主題。此外，2016年榮獲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臺灣競賽首獎、臺北電影節最佳編劇、最佳聲音設計、鹿特丹國際影展未來之光單元等多項獎項的文學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由黃亞歷導演，乃是以日治時期1930年代臺灣超寫實主義「風車詩社」的故事為題材。邱教授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5至1970年間，臺灣人民對於日治記憶是刻意不去提起，主要由於政權的轉移（由「日本」到「中國」）以及身份的轉折（從「日本人」到「中國人」），於是日治時期記憶成為負債。直至1970年代人民興起了「尋根」的風氣，這是由於當時臺灣承受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包括退出聯合國、臺美斷交等等，對外的無力感促使人們重新回溯鄉土，發覺臺灣歷史，除了鄉土文學的興起，也致使日治時期記憶得以重返。邱教授總結1970至2000年臺灣對於日治時期的記憶大概強調如下的情緒：抗日的、悲情的、被壓迫的、貧窮的等等，而新世代作家對於日治記憶的挖掘、研究與演繹，往往可在作品中看到較為複雜的日治時期的面貌，而且日治時期作家的身影也開始出現在台灣當代作家的作品當中，如黃崇凱於2017年出版的小說《文藝春秋》也寫入不少日治時期作家的故事，而2018年由李時雍主編《百年降生：臺灣文學故事》則亦以一百則故事描繪了臺灣文學的作家群，其中也包含了日治時期作家，邱教授認為，這可屬於「日本記憶」的多元面貌，也成為臺灣文學的記憶來源，同時也成為臺灣文化資產的一部分。
邱教授研究臺灣紀錄片的過程中，發覺其中亦展現了對日治時期記憶的濃厚興趣，如郭珍弟、簡偉斯所導演的《跳舞時代》，曾於2003年榮獲第四十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本片是以日治時期臺灣流行歌的誕生為主題。此外，2016年榮獲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臺灣競賽首獎、臺北電影節最佳編劇、最佳聲音設計、鹿特丹國際影展未來之光單元等多項獎項的文學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由黃亞歷導演，乃是以日治時期1930年代臺灣超寫實主義「風車詩社」的故事為題材。邱教授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5至1970年間，臺灣人民對於日治記憶是刻意不去提起，主要由於政權的轉移（由「日本」到「中國」）以及身份的轉折（從「日本人」到「中國人」），於是日治時期記憶成為負債。直至1970年代人民興起了「尋根」的風氣，這是由於當時臺灣承受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包括退出聯合國、臺美斷交等等，對外的無力感促使人們重新回溯鄉土，發覺臺灣歷史，除了鄉土文學的興起，也致使日治時期記憶得以重返。邱教授總結1970至2000年臺灣對於日治時期的記憶大概強調如下的情緒：抗日的、悲情的、被壓迫的、貧窮的等等，而新世代作家對於日治記憶的挖掘、研究與演繹，往往可在作品中看到較為複雜的日治時期的面貌，而且日治時期作家的身影也開始出現在台灣當代作家的作品當中，如黃崇凱於2017年出版的小說《文藝春秋》也寫入不少日治時期作家的故事，而2018年由李時雍主編《百年降生：臺灣文學故事》則亦以一百則故事描繪了臺灣文學的作家群，其中也包含了日治時期作家，邱教授認為，這可屬於「日本記憶」的多元面貌，也成為臺灣文學的記憶來源，同時也成為臺灣文化資產的一部分。
近年在影視作品也不乏日治記憶的身影，如2019年客家電視戲劇《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則》即改編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1894-1943）的作品《一桿稱仔》、《豐作》、《浪漫外紀》、《蛇先生》等小說與散文《前進》。劇中描述秦得隆、
秦得參兩兄弟在日治殖民所面對的壓迫與剝削，作為知識份子的秦得隆試圖衝撞體制，改變現狀；弟弟秦得參則基於農民求溫飽的心聲，遊走體制邊緣，謀求最大利益，兩者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反映當時的時代面容，各有各的「生存法則」，但同樣處於殖民統治的悲哀中。邱教授談到本劇製作人陳南宏選擇拍攝時代劇，是為了要將臺灣的歷史感找回，但這並非是緬懷過去的「日本情節」（Japan complex），而是藉由重返文學（文化）的「過去」，以建構與展望臺灣社會的「未來」。對於現今臺灣新文學該如何永續發展，邱教授從觀察中認為透過新的傳播與創作方式已是潮流，除文字之外，透過戲劇、數位平台、作家文物館等媒介日益鼎盛，也期許學子能從中體會臺灣的歷史發展。
與談人楊双子談到自己以日治時期為創作主題的想法，其實是就讀臺灣文學所時從閱讀與耙梳過去的臺灣文學發想，並思考其與自己創作有何連續關係，事實上也是回應人與土地的連結。楊双子認為身處在現今臺灣社會的人們，該如何找尋自己的「臺灣歷史感」是個重要的課題，而日治時期確實處於殖民統治下的壓迫，但同時也是臺灣發展的黃金時代，她以《彩繪李火增：找回昭和美麗臺灣的色彩》、《凝望鄧南光：觀景窗下的優游詩人1924～1945》兩部攝影集為例，此二書是由「臺灣古寫真上色」將李火增（1912-1975）、鄧南光（1907-1917）的黑白攝影原作透過數位上色，透過這些舊照片，我們可以看見過去人們的生活面貌與物質環境，不過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擴大與日後國民政府遷臺，這些畫面就閉鎖在人們的記憶中，並隨著時間逐漸流逝。楊双子指出，在日治後期的皇民化運動興起，當時臺灣人就被迫改學非母語的日語並以之作為書寫工具，對於人們而言是「失語」過程，而當人們開始逐漸習慣並認同日語後，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推行的「國語運動」又再一次生硬地剝除人與語言的連結，這是語言、文學乃至於歷史、文化的斷裂，身為一位作家其實就是凝視於這種斷裂，並試圖透過書寫連續過去，才有辦法繼續展望於未來。談到以日治時代為取材的原因，楊双子以其創作小說《花開時節》為例，其在書名與關注議題無不向臺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致敬，在楊双子的所創作的故事中，原是研究生的楊馨儀穿越到日治時代，投身於一位五、六歲女童楊雪泥的軀體，於是展開一段往日的生活圖像。讀者所閱讀的「日常」，事實上是基於女性視角來呈現的，而安排現代人、且是一位知識份子穿越的情節，是為帶領讀者以現代人的角度，體會日治時代女性所共同煩惱與反抗的時代束縛。楊双子讓主角穿越到日治時期的意圖，也是希望讀者能透過閱讀思索自身對於歷史的認同，畢竟自1990年代臺灣開始盛行的穿越小說中，回到古代臺灣的書寫可謂鳳毛麟角，同時呼應我們對日治時代的陌生感，因而產生想填補「空缺」的意圖。
即將走過一百年的臺灣新文學發展，從文字走入影像，從紙本迎向數位化典藏，從幾位青年作家以「過去」作為「未來」的寫作傾向，在此次講座中將可看到邱教授透過文學作品、紀錄片、圖像等方式，探討如何傳承與延續臺灣文學的新榮景，也期許學子在媒體發達的現代，能夠多方面的認識過去臺灣新文學的作家們，瞭解自己生活土地的過往記憶，並以之開展於未來。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0卷3期，頁11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