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務：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追求
什麼是出版？為什麼要出版？報紙副刊、圖書雜誌等各種形式的出版物，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有過怎樣「為物」與「為務」的變遷？本講座將從臺灣的第一台活字印刷機談起，回顧臺灣人文出版追求之路。
- 日期：2023-01-13（下午2:00-4:00）
- 講者姓名：張俐璇
- 單位職稱：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 主持人 | 林巾力（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 與談人 | 陳國偉（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優聘副教授兼所長）
- 地點 |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學沙龍（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 關注臉書粉專 | https://www.facebook.com/Humanitiessalon
- 訂閱YouTube頻道 | https://www.youtube.com/@nstcsalon
- 計畫主持人 | 陳國榮（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 指導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 主辦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
- 承辦單位 | 國立中正大學
- 合辦單位 | 國立臺灣文學館
- 協辦單位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臺灣特殊的政治與歷史背景，使蒐集和保存被查禁的人文出版品成為早期臺灣文學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隨著時代演變，臺灣人文出版品的保存任務已有一定成果，出版品蘊含的思想結晶、歷史意義等相關研究也日趨豐盛。那麼，當代研究者還能以何種角度思考出版品？本次主講人張俐璇副教授分享她的臺灣文學出版史研究，並以其主編之《出版島讀：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以下簡稱《出版島讀》）為核心，探討「出版物作為一個物件及其任務」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演變。
追溯臺灣出版品研究史，可知1983年創立的文訊雜誌社（以下簡稱文訊）早已關注此議題。1996年文訊編輯《臺灣文學出版─50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由文建會出版，嘗試討論戰後臺灣出版史。2000年中國學者辛廣偉的《台湾出版史》一書則延伸討論戰前臺灣出版狀況，是第一本完整探討臺灣出版史的書籍。2008年，文訊出版《台灣人文出版社30家》，則是以日本時代在臺出版社與戰後上海來臺出版社的口述訪談、相關撰述與照片為主之書籍。講者在主編《出版島讀》時雖受益前述研究，但也試圖以新的方法觀看臺灣出版品的歷史。《出版島讀》由22位深耕臺灣出版品領域的研究工作者合力撰寫，共16篇專文及6篇特寫，將臺灣出版史分為四個時間段，分別是「清領至日治時期（1880-1945）」、「冷戰前期（1946-1978）」、「冷戰後期（1979-1991）」與「《著作權法》修訂以來（1992-2022）」。
在談論清領到日治（1880-1945）時期的出版史之前，主講人張教授先點出「物質」對出版的重要性。過往談論出版品，多談論文字、語言及思想，較少提及出版品的物質性，但《出版島讀》第一篇文章為蘇碩斌教授著作的〈出版的威力─作家必須擁抱不認識的讀者〉，該文即以社會學角度，留意媒介與物質如何影響知識生產。臺灣的出版產業可追溯至1820年的「松雲軒刻印坊」，以雕版印刷（woodblock print）出版善書、經文。雕版印刷為木板，字與字之間不可移動，但活字印刷（movable type）為鉛字灌模，各個字可自由移動，故活字印刷可以快速且大量的出產。隨後，因英國在臺傳教士的傳教需求，英國長老教會議定送予臺灣教會一臺活字印刷機，由馬雅各醫生於1880年分成11箱寄抵臺南，但當時無人懂得如何使用，直到巴克禮博士在1884年從英國學成印刷術返臺後，才將之組裝啟用，印製《臺灣府城教會報》。早期因人力、物力關係，因此報紙的性質更接近雜誌、週刊，其傳播力與影響力相當巨大。
日治時期臺灣的兩大報刊為《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民報》。1923年創刊的《臺灣民報》主打臺灣人自己的聲音，但在1930年代因報社成員理念不同而改組，另外分出《臺灣新民報》。此時期不只臺人、日人辦報理念與任務不同，臺灣人自己創辦的報紙也因新舊文學之爭而相互抗衡。兩大報通行之餘，地方辦報也不容忽視，例如臺南的《三六九小報》刊登古典文學、通俗文學或嘻笑怒罵文章，雖然文體不同，但仍與其他報刊擁有相似的時代關懷。
1940年代前期，臺灣出版業不因戰爭而蕭條，反而成為臺灣第一代出版人最活躍的時代。戰爭時期因交通問題，書籍無法自東京、上海來臺，此一侷限反而使臺灣出版有發展空間。臺灣人在二戰期間，即便使用日語，仍積極辦報，目的在於和在臺日本作家進行思想抗衡。主講人提及，過往談論出版品時，多著重於出版物的「任務」，出版物的「物質性」較少被討論，然而研究西川滿及其出版品時，很難忽視其要求裝幀精緻及限量發行的出版策略等，都使得書籍不再僅是乘載語言思想，更呈現文人對物質藝術的追求，由此可見當時臺灣的出版物承載的任務已相當多元。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全球冷戰結構對臺灣出版業與文學領域造成莫大影響。冷戰前期（1946-1978）的出版業及文學場域變遷，可由「報紙」、「報紙副刊」與「出版社」觀之。回頭看1941至1946年，此時臺灣報業情境已相當複雜。1941年，日本因戰爭狀態推動南進政策，因此將《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民報》合併為《興南新聞》，臺灣人的報紙由此被捲入戰爭中。1944年決戰時期，為控管言論，臺灣六家報刊被整併成《臺灣新報》，報業人員的立場、身分不管有多麼懸殊，都被迫共事一家。1945年終戰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新報》，並將其改名為《臺灣新生報》，是當年臺灣的第一大報。國民黨知道省政府接收臺灣所有報業以後，要求省政府將報社分一半給國民黨，因此分裂出《中華日報》，設於臺南。龍瑛宗曾接手《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的主編，與葉石濤共事。因無日本人控管，而能在報刊上介紹各樣文學。隨著國民政府禁用日文及種種禁令，臺灣第一代出版者難以持續過往志業，臺灣文學發展樣貌也隨之改變。
1953年，林海音任職《聯合報》副刊主編，由於她的編輯策略，使得副刊欄位轉向文學化，並開拓了本省籍作家的發聲機會。當年因政治與市場關係，副刊相當綜藝化，與早先強烈反共之傾向不同。由於戒嚴時期報紙只有三張，副刊一半要給廣告，刊載文章相當有限，因此文章一旦刊登上兩大報，幾乎所有文藝青年都會認識。此時期因政權與語言轉換，本省籍作家難有發表能力和機會，林海音在當時刊載鍾肇政、黃春明、七等生等本省籍小說家作品，對往後的臺灣文學發展影響深遠。值得留意的是，除林海音之外，《臺灣新生報》副刊主編童常（童尚經）也相當重要。童常同樣在早期即留意並刊載本省籍作家作品，也相當照顧政治犯的生活，例如他主動寄日本兒童文學到監獄給許昭榮，請他翻譯後再刊登在《臺灣新生報》副刊的兒童版上，使許昭榮在監獄內有收入，也因此有1960年代泰源監獄受刑人流行投稿《臺灣新生報》副刊的說法。
出版社部分，則出現「五大」、「五小」與「西潮」三大類，它們的出版策略為同樣受冷戰時期的美國影響，並造成臺灣文學場域重組。「五大」出版社大部分來自上海，1949年以後來到臺灣，就地成為臺灣出版社（如「上海商務印書館」改名「臺灣商務印書館」），因其黨營之官方色彩及強烈革命情感而分成同類。「西潮」中的文星、水牛、志文出版物與美國緊密相關，多出版文學性或自由主義思想類書籍；成文與南天書局則負責在臺蒐集中國或臺灣史料後將之外譯。1963年，林海音因「船長事件」被認為影射蔣介石而離職，使她往後進行出版事業時相當小心，「純文學出版社」的「純文學」一詞即是在此時代背景下出現的詞彙。此外，以純文學出版為主的「五小」，主要出版詩集、散文集等文學性書籍。
冷戰後期（1979-1991）的臺灣出版品變遷，與臺灣的經濟結構、政治情境，特別是中美建交相關。經濟結構方面，1979年後臺灣國民所得上升，人民經濟條件改善，出版社也開始出版大宗套書，成為「酒櫃變書櫃」的「大套書時代」。金石堂、何嘉仁等複合式連鎖書店於1983年成立，它們設置暢銷書排行榜，並讓更多大眾文學類型問世，與今日的經驗較為接近。
政治情境方面不可忽視的是中美建交。中美建交後，中共的出版策略成為臺灣出版品變遷的重要變數。1979年，《當代》雜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刊，登出白先勇的小說；同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叢刊》正在討論1919至1949年的新文學史。由於中共開始積極辦理港、澳、臺文學研討會，迫使臺灣出版業不得不行動。1983年，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創立文訊，積極整理中華民國文學史料，一來為了與中共的文學史工作角力，以取得「中華民國文學」編纂的正統性，二來要與臺灣鄉土文學論戰對話。林淇瀁（向陽）教授研究指出，鄉土文學論戰後，臺灣文學場域出現南北意識形態歧異：北部有陳映真為主的《文季》刊登中國作家王安憶的小說，《春風詩叢刊》刊登中國朦朧詩，皆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文學作品；南部有葉石濤在高雄《文學界》雜誌刊登後，結集出版成《臺灣文學史綱》的稿件。主講人曾探討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臺灣文學場域如何受中國文學場域之文學生產的影響及其回應，並提出「三文主義」，即「《文訊》、《文季》、《文學界》」三份刊物在當時透過出版以發展歧異的國族想像。同時，臺灣的黨外雜誌，如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透過更換名稱以躲避被停刊的命運，更有諸多社群以辦刊物來回應、支援。臺語文書寫、國語課本修訂等問題也在此時開始廣受討論。
在研究1987年後的出版狀況後，主講人認為臺灣的出版、查禁狀況和重大政治事件雖相呼應，但進程仍有差異。法律方面，雖然1987年頒布解嚴令，但金門、馬祖兩地仍受控制，直到1992年底才正式解嚴。出版方面，雖然1987年已解嚴，前衛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最後一期《台灣新文化》雜誌，其中有「專輯：我們看到了獨立」，此刊理應順利出版，仍被查禁。此般案例都提醒著「解嚴並不代表完全解禁」，也是《出版島讀》不以1987年作為冷戰後期結束年分的原因。
1992年以後，網際網路的出現及全球化趨勢，深刻影響當代臺灣出版品變遷。網際網路變更了原有的創作風格與出版流程，1992年出現的BBS，不僅改變了寫作邏輯和語法，也讓創作者不必依賴實體媒介。虛擬世界成為新的發表平臺，更出現作品先在網際網路大獲好評後，才進行實體販售的現象。在全球化趨勢方面，《著作權法》新法於1992年實施後，臺灣正式進入國際版權交易市場。該法公布後，不符合法規之出版品有兩年彈性時間進行調整。《著作權法》實施以後，對羅曼史的出版影響最深，翻譯羅曼史開始須取得國外版權，而版權合約內容是要購買多位作家著作，其條件與出版商需求產生落差，導致出版量下滑，本土羅曼史數量因此上升。另外，2000年後翻譯書系有一番革新，出版社如何找到國外小說家，尋找主軸行銷，與臺灣何位作家對應，皆是當時翻譯與出版時需思量的要素。
出版商經營策略則出現「大型集團化」與「微型個人化」的特色。「大型集團化」者如1996年城邦集合許多出版社成立「城邦集團」，或同年「時報文化」成為第一個上市的出版公司。「微型個人化」則是特定議題受特定分眾關注所致，分眾的結果也使「小誌」問世。「小誌」與一般雜誌最大的差異在於其自由、不定期出刊的時間安排、小額發行，以及專注、深入探討特定議題等特色，使創辦團隊藉由製作雜誌連結理念相同的讀者。
論述完錯綜複雜的臺灣百年出版史，主講人認為，《出版島讀》作為臺灣出版史研究的一環，是因應尚未有相關書籍綜合討論臺灣出版史而進行的嘗試，其中仍有未盡之處，期盼透過本次演講，能吸引更多有志者一同參與臺灣出版史的研究。
原文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24卷2期，頁115-120。